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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新阶段

作者:辛德勇来源:辛德勇自述发表日期:201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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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好。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盛情邀请,使我有机会来参与这次会议,见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正式发布的这一时刻。

下面,遵照周振鹤先生的嘱咐,简单谈谈我的一点感想。

这部煌煌十八册大书的名称,虽然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内容涉及行政区划的方方面面,并非仅限于政区地理问题,但政区地理毕竟是其中一项核心内容。同时,我所学所知都十分有限,衹能从自己的专业、也就是历史地理学角度,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历史时期的政区地理,当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项基本内容。所以,在这里,就首先从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出版的意义。

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比较系统的传世著述,至迟可以追溯到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不过中国传统的叫法,是把相关的内容,称作“舆地沿革”或“地理沿革”。晚近以来,也有人给它冠以“沿革地理学”这样的“学科”称谓。

所谓“舆地沿革”,其最核心的内容、同时也是主体的内容,是政区、疆域以及其他各种地名在时间流动过程的存在形态,而“疆域”不过是一种更高级别政区的边界;也就是说,“政区”与“疆域”,实质上是同一回事。“沿”是前后相承而没有改变,“革”是以新易故而变更旧貌。用今天的话来讲,传统的“舆地沿革”之学,最为关注的就是政区设置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地名的历史演变。

由传统的“舆地沿革”之学,转换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科,除了我本人之外,好像其他学人都普遍认为是从顾颉刚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创办《禹贡》学会并出版《禹贡》半月刊时开始的。我认为,直至进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相关研究,仍然沿承着传统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尽管顾颉刚先生和他的学生史念海先生、谭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等一批学者,较诸以往,都吸取了一些新的知识,看问题的眼光也都比较开阔,并不是单纯局限在疆域和政区沿革的范围之内,但从总体上看,旧学依然,即使多多少少地有所变化,也极为轻微,无关大局。

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主要在史念海、侯仁之和谭其骧几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才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直至今天,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科,或者说中国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其绝大多数成果,都是有关中国这块土地上各个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涉及域外的一小部分内容,也主要侧重这些地区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即所谓“中外交通”(不过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同样极为罕见,除了日本战前的老一代学者之外,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一位没有中国户口本的“中国历史地理专家”。)

在这当中,史念海先生对新式历史地理学科总体建构所做贡献最多,举凡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各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史念海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都做出了系统的探索,并给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后来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其中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包括历史人口地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写成的(当时官府否定和批判人文地理学,所以没有历史人文地理的内容)。这部书稿,当时以蜡纸打印,在国内很多高校和相关研究者中间流传,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好玩儿的故事,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次拜见上京开会的石泉先生,闲聊间说起这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石泉先生告诉我,曾亲眼见到,在湖北某地方高校,竟然有一李姓教员,把史念海先生这部打印书稿的封面撕去,另外重新打印一页贴上,署曰“李某某”,去申请教授职称。湖北省除了省会武汉之外,其他地方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高等院校,当年更是如此。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大家能够很具体地了解这部书稿在当时流行的广泛程度。当然,史念海先生还有很多重要的论文,都是新式历史地理学的内容,不止撰写了这部书稿而已。

侯仁之先生对新式历史地理学建立和发展的贡献,主要是率先做出了比较深入的理论阐发,同时又从北京城入手,做出了具有重要典范意义的研究。

相比之下,在这一学科发展的转折时期,谭其骧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虽然也发表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如《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对相关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但这样的论文数量并不很多。因此,从表面上看,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工作,对历史地理学科的建立和早期发展的影响,似乎不是很大。

我认为,面对当前中国的学术界的现实状况,至少是包括文学史、思想文化史和艺术史在内的大历史学界的现实状况,怎样合理地看待这一时期传统的“舆地沿革”之学向新式“历史地理”之学的转折性变化,怎样看待谭其骧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是一个对学术发展史的认识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怎样才能切切实实地做好学术研究、推进学术发展的问题;更进一步讲,是拷问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具有正直的学术良心和不那么低下的学术道德的问题。

我们历史地理学界的同行大多都知道,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谭其骧先生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工作中去了,并且在此后二十多年的编制过程中,一直是在实际主持这一工作,从发凡起例,到辨疑析难,多年的心血都倾注到了这八册图集当中。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基本性质,和清人杨守敬的《舆地沿革图》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属于传统的“舆地沿革”之学。那么,这是不是一项落伍的、不合适宜的研究成果呢?

让我们放眼通看当今的中国历史学界,满眼都是新问题、新思维、新视野、新方法、新范式、新手段,再不济也从地底下和海外边儿淘换点儿从未有人见过或是从未有人用过的所谓“新材料”。若是让这些学者建立个学术独立王国,国号一定和王莽一样,也叫作“新”。

学术史和所有事物的历史一样,自然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演进、而变化,也必然会不断出现新的要素,新的形态。但这种“新”,一定是在“旧”的基础上才能发生,才能存在。脱离旧有的基础,新的学术方向是根本无法生长的。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政区地理可以说是研究其他一切历史地理问题最为重要、也最为基本的基础。原因是历代政区设置及相关地名,是我们认识古代一切历史事物和历史活动最基本、最通用的坐标体系,而要是失去了这套坐标体系,或是不能清楚、准确地复原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坐标体系,也就无法落实其他各项地理内容的空间位置,所有那些看起来很“美”的“新”式研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难以存活了。

因此,就这个学科的整体状况而言,在转入新式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传统的“舆地沿革”问题,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不仅如此,要想使历史地理学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还要首先大力加强对“舆地沿革”的研究,这样才能使新式历史地理学有一个可靠的立足点。由此出发,才能迈出坚实的步伐。

其实若是转换一个角度,不是像这样回过头去看历史地理学科是怎样走过来的,而是放眼前程,看这个学科将怎样走下去、怎样才能走下去,那么,传统的“舆地沿革”之学就成了我们前进路上的一座大山。

在新式历史地理学建立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多新式的研究,固然都能够展开,能够发展,但学术研究不是修仙得道,因而也就没有终南捷径。当其再前行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遭遇“舆地沿革”这座大山的阻碍,想绕也绕不过去。

现在很多人自以为已经“混出来”了的“名流”,总喜欢指手画脚,谈论研究什么有意义、研究什么没意义,什么是他所认可的世界新潮流,颇以自己“预流”其间并得以身居“潮头”自嬉,甚至动辄指斥别人研究的是“僞问题”。

我做学术研究,是因百无一能,除了读书做学问,实在什么也干不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志向,没有什么目标,遇到什么就研究什么。在研究学术问题时,我经常想到登山家们在答复为什么要去登山的质问时所说的那句话:“因为山在那里。”谭其骧先生当然不会这样率性,这样随意而为,但传统的“舆地沿革”,确是横亘在新式历史地理学发展路上的一座高山,不跨过这座高山就无法继续前行。

若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谭其骧先生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工作,我们就不难看出,这部地图集的编绘和出版,正是新式历史地理学所必需的最最重要的基础建设工作,同时也是开辟前进道路的先行工作。因此,《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当然也是中国新式历史地理学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一点,不论是回顾一下清人杨守敬的《舆地沿革图》,还是对比一下当代日本学者箭内亘编著的《东洋读史地图》,以及此前顾颉刚、章巽两位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共同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相形之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领先地位,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达到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地步。

能够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有很多因素,但谭其骧先生卓越的学识,在这当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姑且不论民国时期撰著的《秦郡新考》和《新莽职方考》等重要的“舆地沿革”文章,即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写出的《〈汉书·地理志〉选释》,以及九十年代初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附缀的文字说明,都清楚显示出谭其骧先生通达的学术眼光和精深的学术功力,特别是对古书“义例”的理解和把握。

这两种著述,文字篇幅都不是很大,我想,即使是在历史地理学同仁当中,也会有相当多的人不一定能够理解我讲的这些体会,不清楚我讲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功力到底体现在哪里,特别是不明白我讲的古书“义例”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相信,衹要你认真读书,潜心治学,至少其中会有那么一小部分年轻的学者,终究有一天,会与我有同样的体会。

不过现在我希望所有学术界的同仁们都应该知道,《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谭其骧先生以其深邃学识对中国新式历史地理学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为历史地理学全面、深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铺平了宽广的道路。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这一代,和比我更晚走入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学人,才得以顺畅、便捷地学习历史地理学知识,并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各项专题研究。

讲到这里,大家也就很容易明白了,就像我们这次会议的通知上所写的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大型行政区划变迁通史,也是继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在政区地理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既是在新时代里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分支领域进一步深入发展而奠定的一项重要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跨越的又一座高峰,是一项超迈前人的重大贡献。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此,在这里我要想周振鹤先生和他率领的团队,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谢意,衷心感谢周振鹤先生和他的团队多年来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

谢谢大家。

2017年12月29日,讲说于复旦大学